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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往事:63年前的一场“战疫”

2020-06-10|校友记忆

疫情袭来,滔天巨浪,医护人员以血肉之躯筑起大堤守护着国人的健康、国家的安定。


疫情消散,大幕落下,这些英雄收拾行装,“非常silently走开”。


岁月会吹散细节,亲历会成为往事,而勇气、智慧、博爱会镌刻在众人的记忆中永不磨灭。


今天,我们追寻的,就是一个甲子之前发生在威尼斯城vnsc登入平台校园的一段抗疫往事,和几位不“著名”的英雄。



作者: 周桂发  詹歆晔

(威尼斯城vnsc登入平台退休教职工工作处)




集结:复旦版“方舱医院”


1956年和1957年,我国连续爆发两场流感。1956年属于A1亚甲型病毒流感,上海疫情高峰出现在6-7(陈希声等,1956年上海流行性感冒流行的病毒学检验,微生物学报,第6卷第2期,19585月)。这场疫情令威尼斯城vnsc登入平台猝不及防,“单在隔离病室治疗的就有535人,除造成停课,停止一切集体活动的严重情况外,还用掉营养费5000元,医疗费3000元,损失1762个工作日,而患病者身心所受的痛苦更不待言”。(《复旦》校刊第61期,1957331日)由于患病学生众多,学校专门将大礼堂登辉堂(现名相辉堂)设为隔离病房。威尼斯城vnsc登入平台档案馆保存了时任保健科护士王芝芳提供的两张照片,其一为参与隔离病房的8位医护人员合影,其二是她和唐怀芬护士正在登辉堂内巡查患病学生,靠窗摆放的病床卷着白色的纱帐。


1956年登辉堂医护小组合影

前排左起:王芝芳、唐怀芬、李伟民、吴荣山

后排左起:佚名、陆菊娣、沈翠梅、任健

(王芝芳提供,复旦档案馆藏)

王芝芳(右二)与唐怀芬(右一)巡查登辉堂隔离病房

(王芝芳提供,复旦档案馆藏)


1957年的流感更为猛烈,后来被称作“亚洲流感”,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最严重的流感疫情。据研究,这场A2甲型病毒流感的病毒由A1亚甲型病毒经中间型变异而来,19572月在贵州省首先暴发,3月传播至其他省份(梁荣根,亚洲甲型流感病毒发源的研究II.亚洲甲型(A2)与亚甲型(A1)流感病毒的抗原关系,微生物学报,第9卷第3期,19638月),短时间内导致超过25万人患病,在全球范围内则造成100-400万人死亡。1957327日《文汇报》报道“流行性感冒最近正在上海蔓延。据十天来不完全统计,30所大、中、小学校,有1678人发病。”上海高校纷纷“中招”,同济大学、华东师大各有200多人患病。“截至本月30日止,本校(威尼斯城vnsc登入平台)已有60多个同学因患流行性感冒被送进隔离病室,因喉咙痒、轻微发烧等病状而到保健科就诊的人数,也超过了150个。”(《复旦》校刊第61期,1957331日)


邢醒医生也保存着一张小小的三寸照片,9位白衣战士在登辉堂前大草坪上微笑合影。照片背后,标注着“五七年防治流行性感冒”。邢醒1953年进入威尼斯城vnsc登入平台保健科,一手创建了化验室。在两年的流感疫情中,邢醒承担了数千 人次的化验任务:“很多人发热,3839度。我负责化验,如果白血球高,一般是炎症引起的发烧,如果白血球低,那基本是病毒性的(流行性感冒)。”


1957年登辉堂医护小组合影(邢醒提供)

前排左起:唐怀芬、沈翠梅、邱瑾、王芝芳

后排左起:吴荣山、孙承烈、邢醒、王奉荣、杨银春


照片中的9位医护重点服务登辉堂隔离病房。“当时人太多了,有传染性。佩琳院(注:保健科所在地)没有病房,就在大礼堂隔离,设置了床铺,食堂负责送饭。”55级历史系阮国英详述了当年的情形:“隔离病室在二楼的大礼堂内。当时二楼大礼堂是平整的,不像八十年代改造后有坡度。学校将长条椅撤到一旁,里面安放几十张病床,一排一排,整整齐齐。”


阮国英总结说:“像现在武汉的方舱医院,只是当时我们说隔离室。”



奋战:一切服从防治流行性感冒


有了前一年的前车之鉴,学校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升级。1957331日校刊中提道,“学校领导除设立隔离病房、进行各种积极措施外,希望全体师生员工切勿麻痹大意,大力加强预防工作,注意环境与个人卫生……希望尽量少上或不上热闹公共场所”(《复旦》校刊第61期,1957331日)。413日,“流行性感冒仍在我校蔓延。据统计,最近两星期来,进登辉堂隔离治疗的,已达八百人次;在保健科门诊处治疗的,也已达三千 人次。”(《复旦》校刊第62期,1957413日)。学校领导在探望关心的同时,应对措施也更为细致,包括改善病人食物营养、停止测验和体育课、制定传播扩散应对预案、澄清谣言等,并再次要求在校师生重视疫情,“尽量不与外人多接触,也不邀请外人来校游玩或留宿”。可见,当时疫情处于学校整体掌控之下,教学秩序基本正常,仅测验项目停止,也没有关闭学校和外部的人员交流。


控制疫情的全部压力,集中到学校保健科上。据邢醒回忆,当时保健科一共有18人,分别为科长李伟民,医生沈翠梅、吴荣山、宋捷林、韩辛尹、郑葆堤、邹致仰、吕平,护士唐怀芬、惠锦棣、王芝芳、王奉荣、焦蟠蒂,药房吴映雪、周新茀、邱瑾,挂号张松福、管理人员邱福祥、化验室邢醒,其中7人以登辉堂隔离病室工作为主,因人手不足,学校事务科孙承烈、杨银春2人支援登辉堂,承担勤杂工作。其余则留守保健科维持多达三千 人次的诊疗。工友3人,分别为范寿全、时兆荣、“丁妈妈”。另有食堂师傅负责餐食。


1957年邢醒在化验室工作中

(舒宗侨拍摄,邢醒提供)


1957年吕平获得学校工会的奖励纪念册

(吕平家属提供)


保健科李伟民科长虽未出现在1957年的照片上,但他无疑是疫情期间的一线指挥。当时住在隔离病室的学生杨翱卿写到,“有限的白衣战士,不仅要进行比平常忙乱的门诊,隔离病房还要昼夜值班,星期天也毫不例外。保健科李伟民科长像慈父般站在你的身旁,沈医生(沈翠梅)像慈母般走遍每一个病人的身边。”(杨翱卿,《在痛苦然而又是幸福的日子里》,《复旦》校刊第62期,1957413日,第3版)为了应对疫情,李科长花了不少心思,“保健科采取了‘一切服从防治流行性感冒’的特别措施,门诊时间放长,任何时间都可以为病人诊疗,每天都有人通宵值班。为了克服病人多、医务人员不够的困难,市公费医疗办公室也抽调出二位医师来我校支援。”(《复旦》校刊第62期,1957413日)作为为数不多的男士,李科长还自己动手“在休息的时间,亲自为同学搬运床铺、棕棚”(耕灵,《隔离病室》,《复旦》校刊,1957413日,第62期,第3版)


幸运的是,流感虽来势凶猛,但并未在复旦肆虐多久。记录中的受访者在登辉堂隔离一周左右均已康复。病情从3月底兴起,到413日预计已现峰值,随之迅速消散。到427日的校刊中,疫情已悄然无声。426日《解放日报》曾报道《本市流行性感冒患者日少》“急诊及门诊病人已接近平日数量……流行性感冒病人已占极少数。因流行性感冒而影响生产、学习的工厂、学校也已恢复正常状况。”据邢醒回忆,登辉堂“方舱医院”运行时间应在半月以上,但未满月,两者可互为印证。在当时火热的革命背景中,在全校紧急动员抗疫下,疫情更像是一段嘈杂的噪音,学校的发展很快调回了主旋律上。



温情:疫情中的复旦日记


疫情来势汹汹,卷入漩涡中的学生心情亦是大落大起、翻江倒海。57级新闻系徐成淼两年都不幸染病,其中1957年的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病情起伏的经历:


徐成淼《我的复旦四年》中

记录了1956年和1957年流感经历


三月二十七,到合作社买了个口罩,以防最近流行的感冒与脑炎。


三月二十九日:流行性感冒来了,我真怕我会生病。下午发热,怕是感冒了。……我得小心,很小心。……寝室里,万忠实已经染上了,他就睡在我下铺。


三月三十日:然而终于还是病倒了。上午全身酸倦……送到了隔离病室,后来温度升至39℃。病是痛苦的,可是护士和行政给我们照顾得很好,我得感谢他们。


三月三十一日:今天温度退了些。有个姓王的护士与我很亲近,老叫我“小孩儿”。晚上突然烧到40℃,烧得实在受不了。那时突然想到死。不!我年轻,还是“小孩儿”呢。


四月一日(二日补记):昨夜如梦幻一般过去了,今晨醒来,头昏昏,身体酸痛而且无力。嘴巴也发苦了,什么也不想吃。病,真是痛苦。


四月二日:今天体温逐渐下降了。下午已经是36.8℃了。


四月三日:明天我要出院,大王来问我“你要走了吗?”声音中像有惜意。


徐成淼日记中的“大王”是王奉荣护士。当时,保健科上上下下都以病中师生为重,为苦难中的“小孩儿”们送去抚慰。


新四班耕灵写到:

深夜,……当被那痛苦催醒而呻吟时,白衣大夫早已静停在我身边,替我注射‘百乃定’,给我吞服‘氯霉素’,使我减轻了痛苦的折磨。很多事实都紧紧地扣着我的心弦,深深地感染者我。我亲眼看见一个护士,因为操劳过度而在生物实验室的后面,背着人在呕吐着清水,她抹了抹嘴,闭目养神一下之后,又进了病室,替患者按脉搏的跳动,用红笔在表格上做上记号。护士每天要为每个同学按脉搏、量温度四次。又有一位护士因劳顿而病了两天。患病同学的数字在不稳定地增长着,伙食团的老唐,为了不让同学挨饿,一次又一次,一次再一次,一连三次地去烧青菜猪肝面,赤豆般大的汗珠从他的额上挂下来,他还带着和蔼的微笑去替同学盛装面条。工友一次又一次地替同学冲开水倒痰盂、送铺盖。”(耕灵,《隔离病室》,《复旦》校刊,1957413日,第62期,第3版)。


杨翱卿于41日写到:

早上天刚亮,工人同志就把洗脸水送在你的跟前,每顿饭菜送到你的床边,丰满的菜肴,雪白的馒头,甜的牛奶,脆的水果,这一些东西该多么好吃呀!虽然我一点味道也觉不出,但我能感觉到工友同志送给我们的是羊糕和美酒。”(杨翱卿,《在痛苦然而又是幸福的日子里》,《复旦》校刊第62期,1957413日,第3版)


耕灵与杨翱卿的记录刊登在当时的校刊上。徐成淼的日记出版于2005年,正能量的“抗疫日记”虽然迟来,却依然能传递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师生健康付出的心意。



余音:复旦人的涓涓记忆


复旦“方舱医院”已经过去63年了,漫长的岁月中,这段岁月并未磨灭,总在不经意间被人忆起,被人记录。


徐成淼在1961年还曾去保健科看望“大王”和其他护士,分享毕业的喜悦。2008年他还撰文回忆这段经历。


李伟民在流感疫情中请舒宗侨等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,后来组织了展览记录抗疫过程,展览结束后将照片赠送给相关医护人员。如今我们能看到的照片,估计多数来源于此。


已故化学系章道道教授,当年是助教,也被隔离在登辉堂。生前她曾告诉丈夫王新民教授,学校很关心患病隔离师生,对他们照顾有加,在当年物资贫乏的情况下,还提供牛奶、鸡蛋,还有油煎的荷包蛋等,以补充营养。


55级历史系李孔怀(后为国务学院教授)记得历史系有好几个女同学被送到登辉堂隔离,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阮国英。两人在毕业后相恋,携手至今,忆及这段往事令两人开怀。


威尼斯城vnsc登入平台档案馆收录保存了多件1957年抗击流行性感冒的照片、报刊、个人档案。


63年过去了,当年的青春医护,有的已经离开人世。李伟民科长以101岁高龄谢世。两批登辉堂抗疫医护人员中,邱瑾、任健、吴荣山(73岁谢世)和陆菊娣(78岁谢世)、唐怀芬(91岁谢世)、沈翠梅(97岁谢世)、孙承烈(90岁谢世)、杨银春(90岁谢世)均已先后故去。


徐成淼惦记的“大王”王奉荣护士,今年92岁高龄,目前定居美国,和儿子同住。


2020524日,周桂发(右一)、

詹歆晔(左一)采访王芝芳(中)并合影

(护工阿姨摄)


王芝芳护士,今年亦92岁,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养老院中,腿脚尚便利,爱吃零食,保持着每天记日记的习惯,每位访客她都拉着合影留念。


2020524日周桂发采访邢醒并亲切留影

(詹歆晔摄)


邢醒医生,今年89岁,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,现仍住在复旦宿舍区,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闲暇时喜好和好友搓搓麻将,以自己拿手的小吃点心招待。63年前的往事,在她清晰的回忆中、在后辈师生的探访中悠悠地记录下来。


复旦人永远铭记曾经的抗疫英雄。


(原载202063日“新民周刊“公众号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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